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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社会的改造——卡尔.拉特纳教授访谈
2017-04-24 14:36  

[美]卡尔·拉特纳 ○王 波

卡尔·拉特纳(Carl Ratner)教授于 1970 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洪堡州立大学教授、沙特阿拉伯王国伊玛目大学杰出访问教授(ImamUniversity)、 墨西哥莫雷洛斯自治大学教 授(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orelos)以及加利福尼亚文化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所长等,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等出版了《宏观文化心理学 :心灵的政治哲学》《全球化时代的合作、社区和合作社》等十余部文化心理学著作,并发表了大量影响广泛的学术论文。作为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受邀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心理学的国外学者,拉特纳教授见证了中国心理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与中国心理学的成长历程渊源颇深,亦曾在 80 年代初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心理学报》等学术杂志撰文介绍美国心理学概况。

王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拉特纳教授,您好!我们知道,虽然您来自“美国心理学界实证论大草原”(人格心理学家 Lawrence Pervin 语),但是在您智识成长的关键阶段即 20 世纪 60年代,您遭逢的却是所谓心理学的“黄金年代”(Golden Age,社会心理学家 Erika Apfelbaum 语),在宏观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诸如反文化运动、反精神病学运动、民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文化气候中,心理学领域出现了超出主流研究之外的课题的折中主义多样化以及理论的大发展,贡献了诸如作为“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德国批判心理学等。请问您如何在这种历史和各种传统的大背景中定位自己走上心理学之路的生命叙事呢?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还是一名研究生。当时正值欧美文化革命时期,它是批评政府政策的一种普遍的反叛,这种批判始于对军国主义、种族不平等、贫困等政策的批评。全国到处是要求政策改变的抗议示威。这导致了对坏政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根源的更深层次的批判。1967 年,马丁·路德·金说道 :“越南战争仅仅是美国精神中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弊病的症状。”

这是充满活力的十年。它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成果和兴盛的流行音乐,它改变了整个西方的生活方式,使它朝向更大的思想和个人自由,并反叛传统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与其说它是一种纯粹个人的反叛,毋宁说它是一种社会的反叛,它寻求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社群主义的、不被富有商人或者他们收编的腐败政府所统治的社会。这是个体生活方式反叛的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见证了一种对作为地位标志的物质财富和消费主义的拒斥。人们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价值。

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包含一种对社会科学的批判,即它如何内隐地支持企业化政府当权者。若欲使社会民主化和人性化,那么支持压迫性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就必须被批判和改变。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需要进行重要的文化- 政治批判。每一学科都产生了“批判”分支。如今仍然有名为《人类学批判》《批判社会学》《批判话语研究》等刊物。而且美国历史现在也被重新理解,强调政府的压迫政策,商业和社会阶级的等级结构,同时突出了普通公民尤其是少数族群和女性对社会经济的贡献,而之前他们是被排斥在主流历史记录之外的。

这就是我对心理学的思考的起源。我的《文化心理学:透视心理学的功能与社会改造》一书就是献给 60 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我对心理学的理论思考是对心理学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与我对剥削、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和不民主社会的政治批判彼此呼应。我的理论心理学并非仅是对各种理论的学术比较,而是对它们的政治文化批判。我表明了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论是如何反映了对社会生活具有政治后果的政治价值观的。

我对理论和方法论的政治批判导向了一种科学批判。只要心理学未能深刻领会社会的性质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那么它就不是对人类心理的一种科学描述。心理学的政治性不足导致了其科学性不足,而这种不足相互地支持其政治基础。

自然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才发展起来的。发展自然科学要以攘斥神话的、神秘的和宗教的影响为前提。自然科学不是凭借自身自然发展起来的一种普遍范式。科学只有通过挑战反科学的社会势力才能发展。但仅凭借自身的科学论证的智识力量,科学家并不足以削弱这些势力。伽利略的科学论证并没有让天主教教会信服。科学家只有通过在政治上推进,从而限制反科学的势力才能发展科学。为了发展科学,社会科学家必须积极反对那些科学的社会桎梏。科学家必须创造其自身发展或科学发展所需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科学自身所创造的。

我对心理学的理论批判具有社会改造的政治蕴涵。只有揭露和质疑社会的全部性质,包括它成问题的基础和特征,心理学才能成为科学。因此之故,我的书才命名为《文化心理学 :透视心理学的功能与社会改造》。

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名曰宏观文化心理学的全面的心理学理论。它解释了心理是如何根植于文化的过程及因素的,它将心理的缺陷追溯到社会的缺陷,它的目的是为了修正后者以提高心理功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制定了一种文化理论,它能够确定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影响,以及对心理学最重要的文化影响。这种文化理论将心理学研究引向这些核心文化因素,并解释了为什么对它们的考量是重要的。这种关于文化和心理学的辩证理论指出了每个元素是如何互相依赖和互相塑造的。

苏联心理学也贡献过一种探究文化与心理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心理学,这就是维果茨基开辟的“文化历史学派”。他认为人的心理发展的源泉与决定因素是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文化,而文化则是人的社会生活的产物。维果茨基对您的宏观文化心理学有何意义?此外还有哪些人影响了您的宏观文化心理学理论建构?

在心理学领域,维果茨基对我影响最大,弗洛姆也很重要。所罗门·阿希在我看来是最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的著作《社会心理学》代表了一种有理论见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西格蒙德·科赫是一位领导了对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驳的朋友。我也从唐纳德·坎贝尔这位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家那里获益良多。

我的理论工作的最重要思想策源之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其主导思想家之一是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反精神病学运动认为,精神疾病是社会压力的一种症候,因此,精神病人正是压迫性社会的受害者,将精神疾病归咎于诸如神经生物学这样的个体过程是错误的。医学手段并不能治愈精神疾病,必须通过社会改造以消除社会压力源才能谈治愈问题。这种对精神病学的批判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所有的心理学首先是宏观文化因素的函数,而个人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影响都是次要的。

反精神病学运动对精神病学和变态心理学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它表明这些学科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同时,有关精神疾病的研究方法论和心理学理论都是有缺陷的,甚至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也是建基于错误的范畴和肤浅的行为之上。这使我得出了对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相关的阐述见诸我的《文化心理学与质的方法论》和《文化心理学 :理论和方法》两书。

要成为一个好的理论心理学家,还需要广泛阅读心理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哲学著作。其原因是心理学家既不是最好的理论建设者,也不是最好的理论评价者。要建立和评估心理学理论,我们必须借鉴科学哲学与诸如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

就我的宏观文化心理学这一理论专业而言,我必须广泛阅读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哲学的东西。因为心理学家在文化理论方面往往比较薄弱。我涉猎了马尔库塞、福柯、布迪厄、米尔斯以及诺伯特·埃利亚斯的大量著作。另外,我还在现象学,包括胡塞尔和梅洛 -庞蒂的作品中探赜索微。对我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是萨特,他的《寻找一种方法》和《辩证理性批判》都是对重要的理论性社会问题的出色哲学探索。他对辩证思维也做了非凡的阐释。

这里的讨论似乎已经溢出了被建制化的理论心理学的视域。传统心理学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置身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这意味着研究者预设了作为现成的、被建制化的纯粹“学科”存在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对心理与心理学的前提与界限的理论反思往往也被限制在心理学学科建制之内,从而使对心理学的批判停留在如何改进心理学的具体理论、方法乃至假设以建设一门“更好的”心理学之内。这种将心理学作为自明的、自足的,并为自身奠基的“学科”的建制化倾向把一些事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积累”能够描述、预测与控制心理与行为的“客观知识”。所以它在社会运行机制中起“肯定作用”。而对心理学的反思—— 无论是科学的还是政治的—— 似乎都变得更为困难。

理论心理学应该全面深入地分析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步骤的基本假设,而且这些基本假设要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审视它们如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因素,以及它们如何支持或者改造社会因素。

对于进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关于情感、知觉、社会行为和精神疾病的生物学理论、活动理论、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我都撰有专文进行批评。我表明它们是如何违反了宏观文化心理学原则,以及如何不科学的。我还展示了它们的科学性弱点如何掩盖了政治现状,并将之合法化了。当然,我也欣赏这些理论和方法的特殊贡献。我的批评并不是完全的拒绝,我要做的是展示它们的弱点及其原因。我也认同在这些弱点之中存在着新的心理科学所必须采纳的重要见解。我承认有时我会过分强调这些弱点,但其原因是,这些弱点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通常被忽视掉了。我认为质疑这些弱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主流心理学的实践。

比如,我曾运用理论心理学分析了实证测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行为测量根据统计显著性检验对行为进行统计学分析,我表明了这种测量是心理现象的肤浅和不准确的指标,这种分析引导我追寻质的方法论,限制在肤浅的行为测量之内是无法改进心理测量的。例如,就精神疾病和自我概念的问卷编制而言,如果只是基于美国版问卷在中国版上为中国被试简单地添加一些文化相关的条目,是不能完善这些问卷的。因为这保留了问卷本身有缺陷的

本体论和认识论。要想准确地理解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自我概念,一种能够领会这些现象的文化本质的质的方法是必要的。这就是理论分析所引领的方向。

理论的批判同时也是政治的批判,但政治批判必须导向科学的批判,正是后者决定了我们是接受或否决还是修改某一种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我对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论的拒绝或者修改,最终总是由一种科学的分析来保证的。政治批判可被视为远端过程,它产生了作为近端过程的科学批判。

社会科学的批评者不能因为一种理论、方法论或程序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理念就拒绝它们。我们不能因为精神病学未能指认压迫性的社会因素,未能改造我们认为是重要的社会压迫就简单地拒绝它。我们必须将这种政治批判作为一种科学的批判的基础 ;我们必须科学地展示社会因素是精神痛苦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必须表明改善社会因素的确能改善心理机能。

同样,精神分析不能只是因为某些一本正经的政治或宗教权威厌恶心理功能的性决定就被否定。要想否定精神分析,必须立足于科学理由,即通过科学理由被证明是不合逻辑的,或模糊的,或不可证伪的,或未经检验的,或其预测是被经验驳倒了的。

科学批判可以防止政治批判流于武断和专制。政治批判是反思社会科学的一个有用的基础,但它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最终决定者。社会科学最终必须通过科学的标准来决定。理论心理学必须牢固地建基于科学原则之上。

您刚才谈到了对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批评。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在中国心理学的话语谱系中,这两者往往都是对主流心理学进行批评的代表力量。后现代思潮反思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学科性质、权力关系等;而社会建构论也涉及“宏观文化心理学”的文化因素,质疑心理学知识的“普适”性质,强调其社会文化属性,并将心理学的概念和范畴视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建构产物。我们很愿意了解您对“ 批评”的“ 批评”。

我写过有关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政治和社会的假设与影响的文章。我觉得这两种方法对解构社会和心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了这些过程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一问题,他们否认这些进程是自然的、固定的和普适的。另一方面,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将社会和心理过程问题化,他们将之作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自然的既定之物。解构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打破了我们对事物的熟悉的理解。它将事物去熟悉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它们。

所有这些都是好的批判的核心。然而在我看来,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事物起源的答案是错误的。他们提出社会和心理是由个体作为个人建构在个体层面上发明的,他们关于社会建构和心理建构的观点是主观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 :个体按照其愿望就简单地发明了作为个人意义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一般(当然有一些例外)拒绝社会结构、政治和权力这样的观念。

他们不承认社会和心理现象是被那些外部过程塑形的,他们也不承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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